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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书”是司马迁创行的史体之一。《索隐》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正义》说:“五经六籍,咸谓之书”。其实司马迁《史记》中的八书之书,与五经六籍之书完全不同。后者是名词;前者是动词,为书写之书,是记录的意思。班氏《汉书》改称为志,志、誌,古代通用,也是记录的意思。本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都是记录,惟因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故以不同名目区别之:史以帝王为中心,名为本纪;人物为传纪,名列传;诸侯以世袭,名世家;大事系以年月,列成表格,名之为表;余无所属,便径以书名之。

  书体的由来,多数人承认是司马迁独创,同时又以为,虽曰独创,必有所本。于是有人以为仿自《礼经》(如刘知几《史通·书志篇》),有人以为原于《尔雅》(如郑樵《通志序》),或以为昉自《吕览》、《淮南子》诸子书(如章学诚《文史通义·亳州志掌故例义》)等。今人程金造撰《史记管窥》另标新说,以为是由《尚书》扩充而成。理由之一是“左史纪言,右史纪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史家只此二事。太史公撰史事绍发《春秋》,八书自当是仿于《尚书》了。之二是《尚书》与八书都名为书,内容又有相仿佛处,如《禹贡》之于《河渠书》,《尧典》之于《天官书》等。其实都是敷会。《尚书》是上古档案,非独纪言;八书之中,如《封禅》、《河渠》等篇亦非纪言,可见与纪言、纪事无关。至于说《尧典》与《天官书》形似,《禹贡》与《河渠书》形似,更是郢书燕说、鲁鱼亥豕之谈了。史以纪事,事关人物及其言论、行动者,司马迁分别以本纪、列传、表、世家贯穿之,此外不能及者,按类分篇,以书名之。若从按类分篇看,与诸子书颇相似,但内容绝不能侔;若从内容与《礼经》、《尚书》、《尔雅》有相似处看,其轻重,繁简、体例又绝不相同。

  因而,只能说史之有书体,创自司马迁,仅此而已。与之形似者虽多,都不能说是八书的原形。

  八书的内容清人赵翼说是“以纪朝章国典”,这是历代定论。仔细推敲,似不尽然。八书中的礼、乐、律、天官四篇主要内容都不是纪朝章国典。有人说,前三篇系后人所补,非太史公原著,不足凭据。亦有可疑,以《礼书》论,皆知是后人以《荀子》文补之,两相对照便知,《史记》多有增删改易处,大多虽仅一字二字,必中肯棨,若非太史公所为,世间更那有如此手笔?《历书》一篇,太史公是太初改历的主持人之一,所载又偏偏缺少太初历法(书中的《历术甲子篇》后人以为系褚先生所补),实在令人不解。由此似可认为八书中的礼、乐、律、天官四篇是学术专论,系司马迁杂取时论而为之。其余四篇旨在指责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代的政事,如《封禅书》专论武帝之淫祀;《河渠书》讥武帝屡信浅陋之言,工程劳而无功;《平准书》责武帝无故兴兵开边,财用不给,于是刻民侵商,致国困民贫。惟武帝太初改历为一代盛事,《历书》于太初历法又缺而不书。当时便以《史记》为谤书,大约主要由于这些缘故。自《汉书》改书体为志,专记朝章国典,虽是受《史记》启发,却不是司马迁创立书体的本意。

  八书之一是《礼书》。专门探讨有关礼的若干理论。礼,就是维系世间万物等级、秩序的规定或制度。司马迁列为八书之首,反映了他对社会等级、秩序重要性的认识。本篇以“礼由人起”为界,分为二部分,以前为序录,简述礼的特征、功能和沿革。以下是详说,是删截《荀子》“礼论”、“议兵”二篇文字而成。又可分为七个层次:序论二,详说五。前二个自然段为第一层,论“沿人情而制礼”。“沿人情”的意思包括“顺人情”、“节人欲”二个方面。第三、四、五自然段为第二层,述礼制沿革。第六、七、八自然段载自“礼论”,是第三层,内容是第一层的深化,惟把“顺人情”概括为“养”人情,“节人欲”概括为“礼之辨”。进而指出后者是儒、墨两家理论的分界线,即认为墨家主张“一之于情性”,儒者则主张人欲按等级加以节制。第四层包括九、十两个自然段,是“议兵”篇中文字,内容是以实例证明礼的重要性。以下至篇末均出自“礼论”,其中第十一、十二、十三自然段为第五层,论礼的另一特征是“贵本亲用”。先述“礼有三本”:天地、先祖和君师。次以实例说明辨尊卑大小是“贵本”的具体表现。末述“贵本亲用”是礼的最高形式。第十四自然段为第六层,是以上内容的综述。余为第七层,是太史公评语(也是载取“礼论”中文字而成),重申了礼的重要性,提出“礼为人道之极”、礼贵适中的观点。

  对此篇出处有三说:一如《索隐》、《正义》,认为“是褚先生取荀卿礼论兼为之”;二如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二十三所说,自“礼由人起”(第六自然段)以下为后人妄增,但未必便是褚少孙;三如清·郭嵩涛《史记札记》卷三所说:第一部分为“太史公草创之文”,不是定本;第二部分取荀子书以足之,“史公于此,有深意焉”。意思是“礼书”出自太史公,但非完书。今观《史记·龟策列传》,“正义”说:“史记至元成间十篇有录无书,而褚少孙补《景》、《武纪》、《将相年表》、《礼书》、《乐书》、《律书》、《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龟册列传》。《日者》、《龟册》言词最卑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其中说“元成间十篇己有录无书,不知所本。”至于是否褚先生所补,则大有斟酌余地。其中以有“褚先生曰”字样,可确认为褚先生补书者只有《三王世家》、《日者》、《龟册》三篇。此外《礼》、《乐》二书系取他书文字而成者,《律》书各段文字不相连属,这三篇仅略有补缀痕迹,实难断言是褚先生手笔。盖缘史无足征,则取他书以成之,是古人著书通例,不独《史记》为然。像《汉书》整篇抄录《史记》,医书《灵》、《素》多有同文,农书更是互相传抄。《史记》“礼书”皆知录自《荀子》“礼论”,但又与《大戴礼》“礼三本”篇雷同,可见《荀子》、《大戴礼》亦相抄录,实不足由此撼作者。另《太史公自序》说:“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由前述段略大义,《礼书》虽录自《荀子》,通篇内容既不悖太史公初衷,且由略到详,层次分明,自成一严密整体,抄录时已经过匠心斧斫,故谓系太史公自补亦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