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战国末期秦国穰侯魏冉的专传。

　　魏冉是秦宣太后之弟，运用杀伐手段拥立宣太后之子昭王即位，又凭着他与昭王的特殊关系在秦国独揽大权，被封为穰侯，四次为相，起用名将白起，连续东伐，攻城略地，战绩卓著。太史公为其立传既着眼于“苞河山，围大梁，使诸侯敛手而事秦”的功绩；又有意揭示其最后“身折势夺而以忧死”的原因。传文中对穰侯由发迹到忧死的全过程作了确切而简要的记述。这样一位权势赫赫的人物何以“一夫开说”而“身折势夺”呢？传文中揭示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他假秦国的武力专注于攻齐。“以广其陶邑”，经营自家的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这是与秦孝公之后的历代秦王着眼于统一中国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的。其二，他“擅权于诸侯”，“富于王室”，对秦王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他的垮台具有必然性，太史公的记述无疑是深刻的。

　　清吴见思对本传曾作过如下评论：“穰侯事大都备于《范睢传》，此只用点次法，以须贾说词及苏代书词，两篇出色，前后以简略相配，以成章法。”（《史记论文》）从本传的章法特点看，吴氏的说法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指明太史公何以不惜篇幅插入这两大段说词和书词，而这恰恰是太史公行文的周到、细密之处。其实引入大段的说词和书词旨在说明处于飞黄腾达时期的穰侯已经露出了垮台的肇端。须贾已经看到穰侯一味经营陶邑的用心，所以劝穰侯不可围攻大梁，否则“陶邑必亡，则前功必弃”。苏代的书词则正是后来范睢“一夫开说”的注脚。因此，这两段说词和书词在传文中居于重要地位，是表达传旨不可或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