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的传记。作者采用“以文传人”（章学诚《文史通义·教下》）的写法，简练地记述了相如一生游粱、娶文君、通西南夷等几件事，而与此有关的文和赋却全文收录，“连篇累牍，不厌其繁”（李景星《史记评议》），计有《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书谏猎》、《哀二世赋》、《大人赋》、《封禅文》等八篇，文字之多，远超司马迁自己的记述，足见作者“特爱其文赋”（茅坤《史记钞》），“心折长卿之至”（牛运震《史记评注》）。

　　司马迁通过这些文赋，写出了汉代辞赋大师司马相如穷困潦倒的境遇，表现传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汉武帝时代的显赫声威的感受，他既赞美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思想，铺排宫室苑囿的华美和富饶，显示中国人民创造物质文明的伟大才智与功绩，又主张戒奢持俭，防微杜渐，并婉谏超世成仙之谬，让读者看到了封建盛世之下一个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情。

　　司马迁对相如及其文赋的评价，皆寓于相如的文章之中，他肯定《子虚赋》、《上林赋》倡言节俭的主旨，高度评价相如作品的讽谏作用与《诗经》无异，反映了作者重视作品教化作用的文学观念。实际上相如文赋的思想都是司马迁赞成的思想，他不过是借传主之文来反映自己的思想罢了，正所谓“驱相如之文以为己文，而不露其痕迹”（李景星《史记评议》）。这也正是这部《史记》中最长最奇之作的高超艺术手法的一个突出例子。

　　文章中记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婚恋的故事，写得宛转浓丽，极富新奇的故事情趣，颇似生动的小说，所以清人吴见思在其《史记论文》里，称其为“唐人传奇小说之祖”。它给后世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极好的范例和原始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