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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特色

  《西厢记》包含丰富的修辞技巧,有人做了统计,全剧运用的积极修辞手法达到三十四种之多,可以说是集我国古代修辞之大成,成为我国古代戏曲修辞手法运用的理想范本。

  作者采用古典诗词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既吸收了古典诗词语言的精华,又提炼、融会生动的民间口语,加重文章的斑斓色彩,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使这部作品辞藻纷呈,艳丽典雅。在博取众长的基础上,熔铸冶炼,形成自身华丽秀美的语言特色。这种特色是形成全剧“花间美人”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没有语言上这种五色缤纷的艳丽姿采,“花间美人”就要黯然失色。

  ……其文采灿然的语言特点,绝不是堆砌词藻,雕字琢句得来的,它和形式主义的专门搞文字藻绘的作品毫无共同之处。全剧虽然华美,文采璀璨,却自然、流利、通畅,绝无滞涩、雕琢、造作的毛病。因此明代戏曲评论家何元朗认为:“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四友斋从说》)王世贞云:“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曲藻》)

  (吴文)

  作者不仅善于熔炼方言口语入曲,而且更善于熔炼古典诗词入曲,甚至把口语和古典诗词杂糅在一起而丝毫不显生硬牵强。俗话说“量体裁衣”,《西厢记》很多地方是“量体借衣”,借用前人的现成语句和意境而不显“借”的痕迹。……当我们读到“碧云天,黄花地”,“暖溶溶的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等句时,也会很自然地想到范仲淹的名篇《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而“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用的是白居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典故是无须说的了。由于原材料都来自诗中的句篇、精华,于是据以熔炼而成的新产品当然是精品了。但是话说回来,好材料遇到拙劣的工匠,就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这里便有所谓化工和画工、神似和形似的区别。一个好的词语,一种好的意境或一种好的表现方法,高明的巧匠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借鉴,按自己的需要加以创新。例如《西厢记》中《送别》一折有“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写离愁之重,小小车儿载不动。这个意思并不是王实甫创造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就有“驴鞭半袅,吟肩双耸,休问离愁轻重,向个马儿驮也驮不动”。只因王实甫是写莺莺的离愁别恨,因此必须易马为车,不能照搬董解元的原话,但是写离愁之重却是一样的。董解元用马形容离愁,也不是董解元的创造,宋人石孝友《玉楼春》词已有“春愁离恨重于山,不信马儿驮得动”的比喻。李清照的《武陵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可见古诗词中载愁的工具多得很,骑马、乘车、坐船悉听尊便,但总的说必须符合人物所处的现实环境,必须有助于人物刻画。能融会贯通臻于至境的是高手,否则照葫芦画瓢,生搬硬套,即或很像,也是别人的东西。

  总之,《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杰出的。由于王实甫既能熟练地驾驭民间语言,又善于吸取古典诗词中的精华为己所用,两者奇妙的结合,便形成既典雅又质朴,既有文采又不废本色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浓郁的诗情画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这却是《西厢记》获得文采派代表作的主要标志。

  (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