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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古诗 > 唐风·扬之水 > 唐风·扬之水鉴赏

鉴赏

  要说清楚这首诗,必须牵涉到当时的一段历史。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封他的叔父成师于曲沃,号为桓叔。曲沃在当时是晋国的大邑,面积比晋都翼城(今山西翼城南)还要大。再加上桓叔好施德,颇得民心,势力逐渐强大,“晋国之众归焉”(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过了七年,即公元前738年,晋大臣潘父杀死了晋昭侯,而欲迎立桓叔。当桓叔想入晋都时,晋人发兵进攻桓叔。桓叔抵挡不住,只得败回曲沃,潘父也被杀。作者有感于当时的这场政治斗争,在事发前夕写了这首诗。《毛诗序》云:“《扬之水》,刺晋昭公也。昭公分国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焉。”将诗的创作背景交待得很明白。

  后人对此诗的主旨和作者,有不同的意见,今人程俊英采严粲《诗缉》“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之说,在《诗经译注》中认为“这是一首揭发、告密晋大夫潘父和曲沃桓叔勾结搞政变阴谋的诗”。诗中的“素衣朱襮”、“素衣朱绣”等都是就潘父而言,说这些本都是诸侯穿的服饰,而“他也穿起诸侯的衣服”,并进一步推测该诗作者“可能是潘父随从者之一”,他是“忠于昭公”的。但今人蒋立甫认为“这样理解,恐于全诗情调不合”,他引陈奂《诗毛氏传疏》之语“桓叔之盛强,实由昭侯之不能修道正国,故诗首句言乱本之所由成耳”,认为诗中的“素衣朱襮”、“素衣朱绣”等都是就桓叔而言,是“由衷地希望桓叔真正成为诸侯”,他也推测该诗作者“可能是从叛者”,但并不“忠于昭公”,而是站在桓叔一边的。宋朱熹的说法比较平稳,以为“晋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是为桓叔。后沃盛强而晋微弱,国人将叛而归之,故作此诗”(《诗集传》)。

  蒋立甫之说似更合理。因为根据程俊英的说法,潘父与桓叔合力谋反既然是密事,他不能堂而皇之地公开穿起诸侯的衣服去见桓叔。这等于泄密。而桓叔见其僭越之服,自然会有看法。所以,“素衣朱襮”、“素衣朱绣”诸语,不可能是对潘父的一种描写,而是就桓叔而言,是对桓叔早日能成为诸侯的一种热切盼望。

  诗以“扬之水”开篇,是一种起兴,并以此引出人物,暗示当时的形势与政局,颇为巧妙。而诗的情节与内容,也随之层层推进,到最后才点出其将有政变事件发生的真相。所以,此诗在铺叙中始终有一种悬念在吸引着人,引人入胜。而“白石凿凿(皓皓,粼粼)”与下文的“素衣”、“朱襮(绣)”在颜色上亦产生既是贯连又是对比的佳妙效果,十分醒目。并且此诗虽无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却始终有一种紧张和担忧的心情,在《诗经》中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